未系統研究過前蘇電影史，但是想來那時候能容得下塔可夫斯基這么個人化、藝術化的表達，而非服務于工農兵、貼近草根趣味、用于政治宣傳，將戰爭娛樂化和庸俗化，我這樣說并非含沙射影，借古諷今，只是可惜在那樣一個年代應該容許不同形式的表達，而非政治掛帥，就像后來瓦伊達遺作《殘影余像》里所描述的那樣排擠、扼殺異見的聲音，當然，西方也沒出另一個塔可夫斯基，可拿來類比的是伯格曼。只是兩位大師在形式上和技法上是背道而馳的，塔氏放棄了敘事的邏輯，超越了古典意義上的戲劇語法，使用感性的、非線性的，詩歌般的韻律、節奏和符號來營造意象，在《伊萬的童年》中一鳴驚人、橫空出世，他鏡頭下的少年人背負國仇家恨，有著超越年齡的成熟甚至是沉重，卻通過夢境來追溯他被現實壓抑的天真和摯純，兩廂比較凸顯時代的悲劇，大師跡象，已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