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觀地感覺到“共和國工業長子”意味著什么：一方面是繁重的體力勞動，過去“長子”的榮耀與身份認同已經蕩然無存；另一方面是由工人階級構成的男性同性社會對男性氣質的強調（所以可能也能解釋為什么赤裸著身體的工人們并不回避鏡頭），具體方式就是不斷講生殖器臟話，戲弄男性氣概并不十分顯現的工人，檢驗他們是否能夠經受性玩笑所帶來的尷尬。也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紀錄片創作思路：我們好像看不到王兵的好奇心，他不去特別主動地探尋什么、向現場提問，他就是在那兒，這種在場是需要強大的信念感。就是這種記錄，在某個時刻以十分平淡的方式揭示某種事實，比如一場大雨后一個工人死去，其他工人們平靜地講“應該給家屬看到現場……領導躲在后面，到時候出來給家屬 2 萬元就解決了”，和不久之后富士康工人的遭遇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