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是愛與死、力與毀滅交相輝映的狂歡，內里卻被難以磨滅的“理性”的窗欞規約，無論是影像外延上的聲畫設計，還是內涵層面上藉由主人公表露的思而無果的困惑與惱羞成怒（自然也要考慮到六八之后戈達爾的某種來去匆匆的政治惶惑），都可以看到戈達爾相當刻意地想營造一種理性插入感知性的秩序——越是混亂，越是在經營秩序。而這種秩序的終極指向是什么？戈達爾絕不是一個實在論者，其必然轉向胡塞爾式的純粹—虛空，我也懶得討論。但是不可忽視的是聲畫設計上，外敘境聲音的插入，除了形成了愛森斯坦意義上的碰撞（海浪—愛的激流—貝多芬），同時造就的是由時空重疊引發的敘事延宕，巴贊評《偷自行車的人》時所期待的“電影（情節）”的消失在此走向了極端。另外戈達爾實在是營造不適感的大師，譬如廁所里的貪食者，和那只撫摸熒幕/觀眾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