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困境與悲劇被空泛地指認為威權體制的運動式改革所引發的社會文化地震，這里矗立著一個碩大的菲勒斯，威壓著又慢慢地勾引，對此片中的女性幾乎是全然被動和沉默的，即使是悲壯的反抗也僅僅是在被許可的范圍內自我迫害式的堅韌，如作為先進車間自愿下崗發言人的大姨（替罪羊的陰謀），或者懷孕后沉默以對的表姐。表姐受勾引的段落被浪漫化了，痞帥的年輕男孩耍酷式地挑逗，在砂舞廳迷亂的燈光中又幾似相敬如賓，“來不來”既是邀請又是征求同意，女孩踉踉蹌蹌跟在大步流星的男孩之后，猶疑又惶恐。似是為了拮據的經濟狀況，表姐最終嫁予的并非在舞廳拖地的男孩，而是四仰八叉的土豪。由此將會來到最后的段落，女人們坐在大巴車上，寂寥而悲哀，將悲劇悄然指向不在場的男人，但這份控訴卻因失之泛泛而不可信，也難以較好地聯系威權體制與性別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