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冷峻著實令人膽顫，以至于無法從破碎的影像中發掘出絲毫的作者主體，這是純粹依附于客體的影像，是當之無愧的后現代杰作，甚至超脫出“臺灣社會的手術刀”而成為屬于全人類的“生存現狀解剖圖。”影片采用多線交叉敘事，對傳統電影敘事進行了反叛性顛覆，其目的是服務于多重寓意的開放式結局，并在觀眾無意識的認知轉換過程中構建起忠實于現實的立體模型，楊德昌生動地實踐了巴贊所強調的對現實“曖昧多義性”地呈現，又自如地將含糊的支線在不經意間連接起因果邏輯關系，與封閉空間的間離效果共同催化出現代中產階級生存能力在充滿局限性的生產關系下被異化與消解的殘酷現實。影片最關鍵的問題無疑是恐怖分子的所指，而楊德昌的影像卻拒絕回答這個問題，甚至將唯一可能的答案歸結于有賊心沒賊膽的意淫——人人都是自己的恐怖分子，偶然催生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