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米勒對于蒂爾達·斯文頓的采用是一個誘餌，《三千年的渴望》擁有著一種超越保守主義，甚至可以稱之為反動的作者野心，以卡普拉或澤米基斯的古典情節劇作為模版，它來自于某種神話：東方（特別是阿拉伯地區）完好無損保留了西方業已失落的文化傳統，比西方更加西方。首先在本體論上，《三》重申了敘事學的作用，拒絕了以時間-影像為特征的影像當代性，電影與時間再一次隱形，在對口述敘事，書寫敘事的模仿之中后臺運行，敘事被重新與想象力=欲望生產進行連接，恢復了宏大的元敘事從而終結后現代，另一方面，女性主義者可能將其稱作一個梅菲斯特的陷阱，斯文頓從《記憶》沿襲而來的身體形象，將女性欲望，科學史等文化研究主題引向一個老派而虛幻的愛情故事，對于“善意”男性目光的認同，或許最后一個鏡頭才是對于全片最大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