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又直覺的拍攝，不問過去，攝影機與他作伴，只是拍存在和狀態，也沒有回避被問到拍攝的理由，可能也問不到出理由和答案，因為最後的結果，已經無法作好與壞的判斷。再一次，人比電影為大，所有的技法和論理都要放在一旁，每當主角倒下，導演想的是立即走上前去協助，至少這一刻我相信導演的意圖，也不管再多粗糙的影像，紀錄了一位，我們往後不可能，也不會再見到的人。想起黃碧雲形容她的《烈佬傳》「微小而又與物同生，因此是一個又是人類所有；烈佬如果聽到，烈佬不讀書不寫字，他會說，你說甚麼呀，說得那麼複雜，做人哪有那麼複雜，很快就過---以輕取難，以微容大，至烈而無烈...」如果有一個全知並且慈悲的微物之神，那為何會無視他的苦難，小石頭也不是烈佬，沒有時間和成熟再能理解生命種種，但他確實存在過此處那處彼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