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處女作在內容和結構上都已是他后期的路數了，唯有這個故事本身落入八點檔電視劇的俗套。他用這個女性在媒妁之言之外苦尋自我的故事來展現個人與自由主義在七八十年的臺灣的演變，這樣兩件事的結合幾乎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影片的敘事結構卻大費周章，框架敘事中兩個女性的回憶結構完全沒有抓到這類敘事的真諦，尤其是進入到主要的情節時，視點便完全綁在張艾嘉身上，只為形成高潮部分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并非來自生命本身的神秘，而完全是人為造成薛定諤的貓之形式，仿佛是張艾嘉在壓抑著知道人是死是活的欲望。最終這種非常沒有效率的敘事模型造成了經典的“兩個男人死去，而女性個體重生”的對比，而與此同時，影片里剩下的、以周美青為首的多種女性形象則退居二線，失去了劇情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