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野心是有的，它試圖通過撕裂出一小塊拼圖（金智英生命里一個冬天至春天的時光）來橫向縱向地盡可能囊括韓國女性被壓迫被失語被忍耐的人生。它賦予金智英精神抑郁導致的人格分裂，借她之口道出長輩女性不為人道的心酸與發泄。這不是上上策，但要標記縱向坐標也許是最省事的方法，雖也因此損失了最后的落點：金智英的困境以接受心理咨詢結束，仿佛是條出路。然而這不是個人的問題，人受制于社會，性別壓迫帶來的傲慢與偏見忽視了太多的掙扎和順從，這不是一個心理咨詢可以疏導的，不是一個足夠體貼的丈夫可以真正分擔的。印象深刻的一場戲是小時候金智英和姐姐在地圖上標記長大想去的地方，姐姐標記瑞典、冰島，妹妹問為什么要去那么遠的地方，姐姐答因為那里沒有韓國人。妹妹不懂，姐姐笑著搓妹妹的臉說你現在不需要知道。我無法不物傷其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