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眼比人眼更優越，但片中超越時代的卻正是攝影師與剪輯者的出現，他們透露的自信是對時代風貌的最好宣傳。電影眼還要反資產階級劇情片，投入生活本身，抓住不經意生活片段。維爾托夫不想打擾生活秩序，但人們對成為拍攝對象的不同反應也值得玩味。街道人群好奇流連，馬車上的婦人則格外冷淡，辦離婚的女子遮住臉，而流浪者則尷尬無措。攝影師既是現代生活的英雄人物，也預示了今后監控攝像的威脅。同時，無論攝影機再怎么擬人化、再怎么強調寫實，意義總是由破碎片段在精心安排的并置對比與節奏變化中產生，現實主義與風格化在成功作品中總是緊密結合。最后幾分鐘加快節奏，重新呈現之前的片段，給嶄新的蘇維埃獻上了頌歌。但為何不按照“城市一天”框架，描繪一下城市的睡去呢？流浪漢靠什么熬下來，早起拼命趕集的農民又去到哪里，這都為結尾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