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聚焦的矛盾是極端個人主義與極端集體主義之間的激烈碰撞。最大的爭議點在于，作為一個「母體」空間，我們該把階梯教室里《正發生》的悲劇視為個體性悲劇，還是當作集體性悲劇。如何認定？誰來認定？教授的「標準」答案是其中一個尺度，女主和她的同學分別給出了兩種同等殘酷的標準：愛情的特殊普遍性，即「階級」躍遷，和做愛的普遍特殊性，即「掛科」勸退。幸與不幸，在「大部分醫生都反對墮胎」的年代，女主坐在了「政治」正確的對立面，并于當下成為了「政治」正確的代言人。顯然，這個引起生理和心理嚴重不適的決定她是在理性加持的非理性狀態下作出的，即在愛情語境下將政治的文學性與文學的政治性統一了起來。為此，對于「反復」做愛的人而言，這是痛并快樂的「清除」手術；對于懷孕的人來說，這是需要承擔風險和獨自承受痛苦的「分娩」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