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觀影過程帶來了巨大的不適感，哪怕在面對這樣一個沉重不容忽視的題材的時候依然會很厭惡。導演曾表示由于作品原型故事已經在臺灣本土有一定影響，因此電影的重點在于受害者和加害者雙重標簽的人群的內心探討。可所謂“加害者變成被害者”的闡述過程，就只是傷害的疊加和一個結構編排而已，對于校長、老師、相關負責人等多方的利益問題，還有聽障人士即使被性侵也不愿離開學校的現狀避而不談。我覺得這種回避并不是敘事重點的選擇，而是導演在選擇了這樣帶有必然會讓人憤怒和焦慮的題材之后，并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只是把生理上的難受視為第一準則。另一個不適感來自于對于男孩刻畫的薄弱。在表現男孩極度痛苦的時候，導演也只是讓男孩嚎啕大哭，配著天臺上一排在晾曬的雪白的床單。懵懂的情感，幾次不夠流暢的轉折，青春片套路反而削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