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阿倫特對海德格爾親納粹的行為很氣，她最終還是為他作證了，那么有沒有可能，她把阿道夫·艾希曼犯下的罪行定義為多數人都無法接受的僅僅“平庸之惡”，也有出于對海德格爾感情和行為理解的移情因素呢？而且，“平庸之惡”與海德格爾的“常人”概念顯然有某種源流意味的聯系，阿倫特要求我們思考的點是：當面對阿道夫艾希曼這個人時，我們到底是在審判個人，還是在審判歷史。面對大眾以及好友的指責，阿倫特始終堅守立場，根本力量也來自于老師兼情人的海德格爾在課上教給她的“要思考”。沒搞混的話，有一種觀點認為，阿倫特的這種行為源自于應激反應的自我保護機制，把納粹的罪說得輕一點，加上猶太人也有罪，這樣才好接受這場屠殺，避免持久的心靈傷害。阿倫特究竟是因為什么呢？她說不清了，也許只有精神分析家能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