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哲史詩電影的癥結就在于，有一種深刻的不同步，存在于他鏡頭下的人物，與他們所處的歷史之間；而這種溝壑不僅無法跨越，甚至都無法被訴說。 當演員在戲臺上的表演被打回歷史中時，角色將痛苦地認識到自己的不真實。他筆下的大多數人物都生活在超出他們思維范圍的事物中：時間滄海桑田，人物在洪流中如此渺小；他們參與了一個不屬于他們的故事。他們是自己生活的入侵者，而攝影師只能選擇在自己的影像面前麻木。 導演對個人記憶的深刻描述，更多源于一種非自愿記憶（普魯斯特和柏格森的產物）而不是任何一種弗洛伊德式聯想。他的故事、人物所描繪的現實，是他們自己也無法理解的。由于他的電影描述的是“創傷場景”，就像保羅·利科所定義的那樣：沒有創傷主觀性。所有故事，都在模擬歷史犯罪現場，在一定程度上，電影代表了歷史犯罪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