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片子的主體主要描述這位受害者母親取回女兒遺物的艱難，對于這位母親在事情發生后整個人的轉變描述甚少，但是結尾明顯導演刻意用“陽光”的鏡頭展示新生活開始，然而從飯桌上的采訪，以及影后這位母親的言辭能夠看到，這位母親一點也沒有變好，這么做過于刻意，畢竟生活不是類型片，此外，主創要用這部片子推進法律對未成年人裁判的改變，所謂的法律進程，首先片子與這個基本沒有關系，其次，在沒有拍到殺人者方的任何言語及影像，就在介紹中以及影后通過口頭指責殺人方，這在紀錄片中是大忌，紀錄片雖然沒法客觀，但是在這樣嚴重的刑事案件上，最起碼得有對方的發聲，要么作者就只表現這位母親的事情就行了，不要把矛頭在對方失語的狀態下，把錯誤歸結給對方，這作為一個記錄人是嚴重陷入情緒中了，這樣甚至會造成二度傷害，紀錄片不是審判官！